吴维海:“十四五”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十大问题

注:本文作者吴维海,系国合华夏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各地政府规划顾问、国务院国资委“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课题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兼职教授或高级研究员。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等部委机构和中央金融机构工作30年,长期服务于国家部委、国务院国资委、地方国资委、各级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国家级高新区和开发区、地方大型企业等,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园区规划、企业战略、社会责任报告等200多个,出版《全流程规划》《政府规划编制指南》《十四五规划模型及编制指南》《新时代企业竞争战略》《新时代金融创新战略》等10多本专著。

十九大确定了我国两个百年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2035年描绘了美好的发展蓝图。从2021年开始,我国全面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国家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各自的“十四五”经济社会规划,积极推进本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好的发展形势下,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个别环节存在某些与国家战略、与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不相符合的观点或做法,个别行业甚至出现了有悖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监管的行为或案件,亟待研究和提前预警。

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未来五年,国家和地方政府、行业智库等应该以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为出发点,增强国际视野,强化战略性思维,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倡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切实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增强风险意识和大局意识,持续关注与积极解决可能影响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十大突出问题或重大难题:

我国和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与趋势研判这一重大问题

历史教训和实践案例一再告诫人们,国际关系事关国家存亡,直接影响到国家战略、地方发展、对外贸易与国际合作。从八国联军入侵大清朝、抗日战争我国倍受侵略、抗美援朝到全球“9.11”反恐、美国“特朗普时代”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我国在国土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经济安全、国际合作关系,以及科技创新的自主性与“拿来主义”等问题上,有着太多教训与重大损失,也有一些经验和成功案例。中兴芯片、华为事件等打醒了一批“媚美”的官员、商人和学者,也为国人再次敲响了警钟。过度吹捧全球化,崇尚无底线的“拿来主义”,忽视国家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培养、过度依赖美国科技、骨子里认为美国是守信国家的某些人,已经被事实打了脸,事实一次次证明了这种观点和政策的危害性。我国“十四五”时期,全力推动战略科技力量的自我培养,就是在补科技短板、规避某些国家“卡脖子”的风险。进入2021年,在英国脱欧、美国“拜登时代”,我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如何?英国和欧盟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如何?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这始终是一个变数,并且大概率来看,美国“拜登时代”的中美经济竞争、美国众多的打压、美国挑起我国南海等领土争端,以及西方国家构建经济联盟等可能导致外部形势更加严峻,国家战略如何提前布局?各地政府、企业和智库等如何研究国际形势,提前拿出积极的、可行的策略与预警机制,考研国家和地方的智慧,考研国民的能力和战略决策水平。对此,我们要有前瞻的布局和系统的应对策略,各部门、上下各方面协同推进,才能立于积极主动的位置与较为有利的战略地位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风险预警问题

十九大以来,国家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积极实施新型城镇化,实施土地和资源集约集聚发展,这种趋势是正确的,也是国家持续倡导的。但是,个别地方在实际执行中,受短期利益等诱惑,或者对国家政策解读简单化、片面,决策 “左倾”,“数字干部”等现象明显,少数干部追逐短期成果,偏爱短平快的工业项目和城市投资,忽视或者不愿意投资回收期长、收益较低的乡村工程和一体化项目。或者,盲目追求数字的“城市化”,没有脚踏实地的落实农村改革,不从农民为中心和保护农民的利益出发,进行规划设计和招商引资,容易进入“资本为王”“城市为中心”,为了开发而开发,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其结果容易导致资金过度集中在城市项目和园区,从农村过度索取“土地”指标和人才要素,用于套取房地产开发,这样长期下去,对地方经济均衡发展和农村现代化战略的实施极为不利。

聚焦当前存在的缺陷和短板,有关部委、各地政府应该加大政策理解和学习,强化基层调研,充分尊重群众和经济规律,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政策指引,积极有序地开展工作,杜绝“冒进主义”与形式主义,杜绝“数字干部”与房地产化思维,坚决从农民利益出发,制定产业融合政策,鼓励田园综合体和特色小镇等开发建设,积极引导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与物价就业统筹难点和实操问题

“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更好服务于宏观经济治理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近些年来,为了推动项目投资,我国财政、央行等在几个时间节点内实行了宽松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增发的现象明显,引发的问题也多少。在一些年月,货币发行增速超过2位数,超过GDP增速一倍左右。以2019年1-9月为例,广义货币发行超过190万亿,超过GDP的200%以上。增发的大量货币,多数进入了房地产和一般性基建项目等领域,主要拉动了“铁公基”,带动了钢铁、水泥、房地产等少数行业,一般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收益相对少,容易出现投资项目无收益、低收益,而需要大量还本付息,有盈利能力的实体经济得不到足够的信贷资金等,发展受限。

从宏观政策目标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目标之间有冲突。如:宽松的货币政策容易导致物价通胀,目前大量增发的资金,既不能涌入房地产(各地房价控制和政策抑制),也不能进入股市(股市泡沫和上市公司信用“爆雷”,如蚂蚁科技的“货币幻觉”、互联网金融的爆雷和“跑路”),同时,实体经济受到银行贷款的严格管控,很难获得大量融资,资金在银行间、大型企业之间空转,或者地方贷款的统计“水分”等问题存在。疫情的影响,对实体经济、对就业等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十四五”时期需要尽快研究和解决的突出问题。每年发行多少货币?这些资金到了哪里?资金的回报率是否有效?新发行货币对国家经济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到底多大等,有待系统的数据分析和模拟研究,做好宏观政策的调整与管控。

“十四五”期间,我国应保持适度的赤字率,刺激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同时,适当控制总体债务水平,严控财政风险、压缩行政性经常开支,加大就业服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国内国际“双循环”与消费动力不足的矛盾与问题

国家大力推动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取得了初步效果。为积极扩大内需,应该促进传统消费,大力培育新型消费,解决国内市场分割问题,建设统一大市场。未来最大的变数是市场购买力、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以及购买欲望,对未来收入和生活成本的预期等,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国内大循环的居民消费能力受制于收入水平、收入预期、刚性成本和未来收入开支的总体预期等。目前,疫情之下,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投资或消费谨慎现象很明显。同时,子女教育费用、养老费用、住房高价格、医疗保障等开支很大。随着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老年人攒钱养老、年轻人被房贷捆绑、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等常常入不敷出,对于农村居民这种问题更加突出。多种因素叠加,让人民有钱不敢花,或者没有大的购买力。从企业购买力来看,与经济景气指数、行业盈利能力等紧密相关,从2020年来看,实体企业盈利能力总体不高,项目投资和扩大生产的意愿不强,国内需求激活的挑战很大。

从国内国际循环看,我国“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单循环”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处于受牵引状态,难以培育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过于依赖外部市场的产业模式,易受到某些国家或势力的抵制和干扰破坏。2021年,出口贸易受阻、疫情控制下的欧美国家、亚非国家等生产停顿或陷入萧条,疫情导致的跨国贸易和流通受到极大限制,出口需求受阻,再加上美国单边主义的贸易限制,出口的壁垒仍然很多。从全球产业链看,疫情和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影响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合作,各国之间的采购与销售规模受到一定的压制,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为解决这类问题,应强化托幼、养老、教育、房价等公共服务保障,加大就业安排,提高收入水平,刺激消费市场。同时,加大优势产业出口贸易,推动跨区域产业合作,提高国内产业科技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我国经济规模和发展质量。

粮食安全与园区开发尺度与监督机制问题

习近平一再强调,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多年鼓励种植粮食,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390亿斤,产量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应该看到,粮食种植的隐患和风险很多,一方面,我国粮食价格比欧美国家高很多,不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粮食种植利润低,甚至赔本,而目前的国家粮食补贴较少,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不高。同时,农村老龄化导致的土地撂荒问题严重,产业园区过度开发,大量占用农田问题突出。另外,个别地区的量耕地占用搞房地产、搞开发区。为应付上级的土地利用专项检查,个别地区弄虚作假,把荒山、废弃的河沟、甚至沙丘等都当作“基本农田”统计和上报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由此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减少等风险和隐患加大。

如何确定开发区空间位置、开发条件和审批机制,如何排查和确立基本农田的数量和边界,如何对违规的问题进行整改和处理责任人等,应尽快纳入“十四五”国家和地方的依法治理范围,并确保土地合理利用、开发区不占用良田,杜绝“土地造假”和“粮食产量浮夸、造假”等违法违纪问题,及早做出粮食安全的准确的、客观的、科学的评估和预警,确保人民群众任何时候“吃饱饭”“吃好饭”。同时,大力推动“光盘行动”,积极创新“土豆替代主食”,引导人民群众合理膳食,减少对粮食的过度浪费和收割、存储、物流等环节的大量损失与浪费

地方债务风险偏好与国家长治久安的约束性问题

政府债务偏高是当前各地政府的重大潜在风险。到2019年11月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6.2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33万亿元,合计37.6万亿元。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城投债余额7.8万亿元。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期均集中在2020-2024年的五年,年均到期分别2.1万亿元和2.7万亿元,清偿过于集中增加各地区资金周转的压力。

从各地来看,受干部任期、升职诱惑、业绩考核和官本位等因素驱动,少数地区、个别行业的官员喜欢借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工程、大项目。个别官员等不算大账、没有长期过日子的意识,往往采取各种灰色手段,向银行贷款、向融资租赁机构融资、向券商发行债券,盲目设立各种基金,违规开展PPP融资等,每年大量借债,用于城市道路、绿化、河流、公路等建设,或者扒了新建,群众戏称为“扒路军”。

从政府融资用途看,大量借债和投资到无收益、低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绿化等行业或重点项目,容易加大财政还款的压力,如果归还本息的规模超过地方财力,可能导致政府工作人员和老师等工资难以正常发放,社保兜底等民生开支缺口难以满足。如果高负债的政府继续增加借债的话,可能导致财政和政府信用恶化,反过来影响企业融资和区域金融环境,这种现象必须在“十四五”积极压缩和逐步解决。如果高债务率的政府数量持续积累和规模加大,可能导致更大范围乃至一个省份、更大范围的政府信用危机,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影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秩序,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战略性大事情。为此,应把地方政府债务纳入业绩考核,强化债务风险控制,优化和降低政府及其控股公司债务总体水平,杜绝债务违约,提高政府投资效益评价。

乡村振兴初心与“运动式”拆迁的“去农文化”问题

国家2018年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动“五大振兴”,要求以农民为中心,开展三产融合与集体经济发展,鼓励城市化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个别省市在具体执行中,手段简单粗暴,容易出现“运动式”“一刀切”,以腾退村庄建设用地为目标,强制性集中村庄和农民到集中的楼上居住,有些操作的流程、动作和方案不具有可行性,没有充分考虑搬迁农民的诉求、难处和利益,加大了搬迁成本,容易引发农民的不满和投诉。如山东省搞“撤并村庄”,个别地方强制拆村出现了执行偏差、先拆后建、补偿不合理等问题,农民怨声载道,社会各界纷纷发声,引发强烈关注,一度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同时,个别地区在农村厕所革命、农村垃圾和污水等污染处理、道路修复等方面,存在“任务式”“形式主义”,不注重实用性和经济性,结果是,花费资金建设的农村厕所“中看不中用”、“冬天结冰无法用” 等问题存在,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

从近些年的各地建设和趋势看,大量农村小学、中学、高中被废弃,被集中到县城,医疗人员过度集中在县城,农村养老设施和机构不健全等,迫使农民到城市居住或租房,增大了成本,相对强化了农村空心化,长期影响,导致了农村年轻人在城市买房就业,农民储蓄补贴在城市买房和子女结婚等,资金倒流到城市和县城,加大了城乡公共服务不均衡,容易加大城乡收入的差距,与国家推动的乡村振兴目标存在冲突和逆向操作的矛盾,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积极研究解决。另外,从农民自身、政府官员、社会民间等存在对农村农民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的否定、轻视、不认同,导致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不愿意回乡村、有能力的新型农民不回乡创业、农村父母到城市为子女看孩子等人口和要素流动,加大了农村空壳化和土地撂荒、农村就业渠道阻断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解决乡村空心化并减少“去农文化”的不利影响,建议国家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培育“重农文化”,全面履行“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出台鼓励农业农村发展的扶持政策,实行农业农村优先支持,推动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与农户农民结对子,规模企业与乡村产业结对子,鼓励领导干部下乡包户,领导干部及子女率先下乡挂职,有序推进能人和企业家等上山下乡,加大城市资本与人才向乡村流动,加大农业农村公共服务投资,优化和提升农村幼儿园、中小学、医疗养老等基础服务,提高农民和农业地位,倡导农业优先与农民光荣的社会新风气,尊重农民与农业,持续繁荣农村文化,打造生态和谐、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美丽乡村。同时,加大撤村并户的规范性、必要性和科学性评估与监督,尊重农民意愿,杜绝强拆或变相强拆行为,鼓励土地和住宅租赁化、集中集约商业化管理,加大村集体经济发展,提高土地和宅基地利用率及农民分享增值收益,最大可能修复和利用好农民旧居的居住区、休闲和体验乡愁等潜在价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引导的农民富、农村强、城乡一体化发展。

行业平均利润波动与虚拟资源型行业获利过大问题

研究行业平均利润及其背后的逻辑关系是确保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依据。马克思经济学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各个生产部门不同的利润率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趋于平均化,形成平均利润率的客观性。垄断利润就其本质而言,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分配不均以及不同商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突出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和社会矛盾。

行业政策不公平和行业垄断容易导致劳动不能体现价值规律,引发社会贪婪、不劳而获或者权利寻租等弊端,扭曲价值规律和跨行业资本与人才的合理流动,形成既得利益者利益与权利固化,进而影响资源在各个行业的公平分配,加大社会分配不均,影响全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分析我国各行业盈利和工资薪酬收入,由于改革在持续推进,发展中必然可能出现类似问题或政策空白,如前些年煤矿承包、企业承包等的低价与土地等未能评估作价等问题,从中可以发现存在这一突出的问题和不足对经济与社会分配的持续影响,有待各部门、智库学者积极研究和改进调整。当前,互联网和信息产业如华为、阿里巴巴、京东等互联网、数字产业等从业人员收入水平较高,(而在2000年前后,互联网与信息产业几乎都是亏损或者潜亏的),银行、投行、券商等从业机构和行业人员收入水平过高(2002年以前,多数银行工资收入与制造业等差距不大,甚至低于部分效益好的工业企业),石油、电力、煤矿等从业人员收入水平高;而传统制造业如纺织、食品、农业等等行业盈利率和从业人员工资收入过低,高低之间差距数倍甚至十倍百倍。行业利润和收入差距也极大。从《财富》公布的中国2019年500强名单看,有23家银行进入名单。在企业盈利能力方面,最赚钱的10家上市公司有7家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另外3家是阿里巴巴、中国移动和腾讯控股。这十家公司总利润约1.7万亿元,接近全部上榜公司利润总和的40%。从前40强企业利润率来看,除了茅台酒厂之外,基本都是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电力、阿里巴巴、石油行业的大型企业,其他制造业利润率偏低。另外,房地产业前些年一直是暴利行业,并且造就了大批地产富豪,甚至于普通市民也把借债屯房看作财富积累的唯一手段,因此引发了制造业萧条,虚拟经济、资源类行业和金融行业的暴利与高收入。曾经有数据显示,一家大规模的企业一年利润不如卖一套住宅实现的利润,这种现象极不正常。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房地产暴利和借债扩张对经济和民生的破坏作用,正在积极推进房子是用来住的,大力平抑房价,鼓励行业均衡健康发展,鼓励增加劳动在收入分配的比重,减少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促进共同富裕。

工资收入的行业不均衡问题相当突出。分析行业的工资性收入情况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行业收入数据中,信息与软件业超过16.1万元、科技行业13.3万元、金融行业13.1万元、电力行业10.8万元,批发零售8.9万元、制造业7.8万元、建筑业6.5万元、居民服务6万元、农林牧渔等3.9万元。从数据中看出,最低的农林业是最高的信息和软件业的1/3左右。

行业垄断和政策壁垒的限制、监管机制空白等为某些行业、某些企业获得暴利提供了空间。我国的金融、互联网、能源等行业多数具有资质要求或者垄断性,占据了垄断利润,并且互联网企业如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在税收、监管等方面与实体经济比较,行业监督很少,假冒伪劣产品和投诉偏多,与一般制造业等比较,这类行业和互联网寡头企业相对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垄断经营或政策监管空白的优势,应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高度警惕。前段时间阿里巴巴马云调侃银行监管的社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百倍的金融透支与银行融资操作、银行存款保证金的缺失等带来了互联网金融暴利与行业巨大的风险,深层原因是监管不到位和主管部门没有有效作为 其潜在风险和后果及其严重。同时,互联网机构、金融机构、资源类机构的垄断性也会对其他实体经济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导致社会分配和公平公正价值观的崩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必须提高到更高的政治站位来研究和预防,应该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进行调整和有效监管,加大金融行业投资行为监管,强化互联网公司业务、产品质量和税收监管,提高各行业公平竞争,推进拆分垄断寡头和网购平台,以引导资本有序流动和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招标工程腐败案件高发的问题

信用是一个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安身立业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这个基因传承与保护目前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和实际问题。从全球看 由于美国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影响,导致了国际信用和各国互信的极大损害。同时,从国内看,国际信用、国家信用、政府信用、司法信用、金融信用、商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等存在很多缺陷和短板,新官不理旧账、政府工程不履约、司法腐败等问题时有发生。当前,经济运行和民生工作中最大的障碍之一是信用缺失或者信用水平不高,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影响了各地区经济和民生事业改善。

工程招投标和一些地方官员插手干预甚至个别腐败分子的权利寻租导致了一些项目和工程招投标成为了摆设和形式,招标法执行的不严肃和个别地方单位、招标机构、评委等某些环节的暗箱操作损害了招标工作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扭曲了工程实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进而干扰了地方经济发展和项目推进等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安全性。从某些地方大型工程、科研资金使用以及招投标程序和结果来看,从各地纪检部门披露的工程腐败案件来看,一些工程与科研资金等投标中存在官员腐败、评委渎职、暗箱操作和主管部门作为不够或不作为等问题,这也是社会各方和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一个重点领域,也是各地区腐败案件高发的重要环节。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根治工程投标书等腐败问题,一些地区将会产生更多的腐败案件和官员,将会严重削弱地方政府依法执政的严肃性和强制性,损害党的威信和政府形象,会给国家和集体带来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容易导致豆腐渣工程,进而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扰乱社会和经济秩序,有关部委必须系统规划,出台和实施可操作的、更加严格的约束监督机制,全面从严处理。建议各级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中纪委查处腐败的工作部署,“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依法查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坚决防范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深度参与反腐败国际治理,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

创新活力不足与低端产业暴利的非正常现象与问题

创新是国家软实力的基本保障,必须大力推进。我国科技创新投资占比相对不高。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2.2万亿元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科技贡献率仅为59.5%,处于全球14位。从数据看,我国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差距是科技研发能力落后,由此导致了产业竞争和“卡脖子”项目。因此,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突破管理和机制创新是提高我国和企业竞争力的基本保障。我国不少领域的竞争模式是低档次、大规模,如恒大房地产、万科地产、阿里巴巴、拼多多的网购、社区服务等,再就是茅台酒厂的高股价等,属于不太正常的经济现象。

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股价较高的多是科技型公司。既然科技能力高低和盈利企业所处产业领域决定了一个国家和行业的竞争力,既然创新驱动是重大的国家战略,国家和地方应该从政策、机制、税收、上市限制等方面予以引导和调整,不断突出科技与创新的价值,鼓励社会和行业进行科技创新,加大高精尖制造等项目投资,改变我国当前低端产业拥有更多利润和利润分配失衡的被动格局,提高我国主导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尽快打造创新型国家。同时,各级政府和企业要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重点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打造创新型企业,建设创新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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